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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14日,技術的發源國美國搞了一個集體大停電,生活在紐約、克利夫蘭、新澤西州、底特律等地的5000萬人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地鐵停擺,空調歇菜,航班大面積取消。夜幕降臨,城市一片漆黑,市民們只得癱坐在馬路邊,等待電力恢復。
不是美國陷入了黑暗,隔壁加拿大也受到了波及。這是北美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場停電事故,受影響地區超過北京+上海的總面積,且全部是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心臟,經濟損失高達300億美元。停電的原因倒是很簡單——俄亥俄州的一家發電廠發生了短路事故。
衛星圖中大停電產生的“黑洞”,2003年
大停電發生前的10年間,美國的電力需求量增長了30%,但電力傳輸能力只增長了15%。老化的線路,滯后的電網建設,都是大停電的深層誘因。穩定的電力供應背后折射的是國家的能源安全,這是支撐國家經濟高速運轉的基礎設施。這條血管雖不起眼,卻是命脈。
2003年的這場美國大停電并非孤例,印度、法國、俄羅斯等都經歷過相同的噩夢。稍微上點歲數的中國人,應該也對世紀初“拉閘”的經歷記憶猶新。
加入WTO之后,中國進入GDP兩位數增長的高速發展期,耗電量巨大的冶金、化工、玻璃、造紙、機械等行業進入瘋狂的擴張期,而隨著空調洗衣機等家電的普及,居民用電也在節節升高,一到夏日用電高峰,無論是電網還是發電企業都不堪重負,只能拉閘限電。
夏日的大停電,是90后95后甚至00后的集體記憶。停電之后,沒有空調電扇,沒有電視網絡,只有炎熱夜晚里難熬的燥熱。但在2010年之后,“拉閘限電”這個詞仿佛從空氣里消失了一般,徹底退出了中國人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大江南北永不熄滅的萬家燈火。
從拉閘限電,到萬家燈火,背后隱藏著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和交鋒。
一、大電荒,瘋狂的“霸王龍”計劃
2003年美國大停電的時候,中國不少地方也在鬧電荒,高峰時全國20多個省份都在拉閘限電。
經濟發達、電力短缺的浙江,工廠“開三停四”是家常便飯,企業苦不堪言。很多城市“商場停電梯,路燈開一半”,嚴重時候連紅綠燈都要關。而在湖南湘潭,一家堿業公司派了一百多員工到電力局“要電”,結果搞成了械斗,最后要靠出動武警才穩住場面。
甚至連地方政府重點照顧的外資企業,也無法保證用電額度。當時剛落戶杭州沒兩年的諾基亞,因為拉閘的事專門給杭州市長致函,威脅要撤資。不同的國家,相似的國情,中國電荒的根源跟美國的大停電如出一轍:上游電力電網投資滯后,下游用電需求激增。
企業和民眾怨聲載道,GDP被拖后腿,電力企業和相關部委成了挨罵的對象。當時國家發改委和中電聯(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每年都要為電力分配焦頭爛額,既要應付各省來“要電”的大員,又要指揮五大發電企業和兩大電網,仍然逃不過全國輿論的口誅筆伐。
電力鏈條的各個環節都在琢磨辦法,財大氣粗的電網企業顯然想搶頭功。這一年,在發改委考察電力項目的中巴車上,剛剛主政國家電網的劉振亞,專門坐在發改委主任馬凱的旁邊[1],把早就準備好了的“破解電荒難題”的思路提了上去——建設特高壓電網。
高壓線是電力輸送的大動脈,為了減少運送損耗,同時把電送的更遠,通常采用提升電壓的辦法實現。特高壓則是高壓線的加強版,算得上電壓等級最高的輸電線路,最高超過1000Kv,相當于電力輸送的“高鐵”。
國家電網在建在運特高壓工程示意圖(截至2020年3月)[8]
但這種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顯然不能國網一家關起門說了算。隨后,一場事關中國特高壓工程命運的大論戰,正式拉開了帷幕。
2005年夏天,發改委組織了一個關于特高壓的研討會,會議地點別有深意的選在了北戴河。作為中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地標,共和國的很多重大決策和隱秘往事都繞不開這個北方避暑勝地。選這個地方決定特高壓的未來,多少有點“歷史的進程”的味道。
會議規格不可謂不高,200多人的隊伍基本覆蓋了全國的頂尖智庫。劉振亞率領的國家電網作為東道主,自然也是準備充足,光擺在會場上的論證資料都厚達半米[9]。持不同意見的老專家里不乏中國電力領域的泰山北斗。這是一場中國電力科技領域最高水平的“論劍”。
2005年6月,北戴河的特高壓輸電技術研討會
然而,研討會的重頭戲卻出現在開幕前夜。當時,國網副總經理舒印彪專門找到著名電力專家蒙定中敘舊,借機提出請專家多多支持國網的計劃,臨別之際,留下了一句“請您幫忙,別反對了。”
沒想到專家一點面子都沒給,事后還把這件事當反面教材,寫進了送往北京的材料里[2]。
平心而論,這種堪比三峽的世紀工程,的確需要充分交鋒、充分論證,老專家認理不認人的態度也值得肯定。研討會上,專家們把特高壓技術的問題挑了個遍。特別是在項目必要性、核心技術難度、國產化門檻等問題上反復拉鋸,爭論異常激烈。
開場第一個發言的就是蒙定中,他一口氣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后的結論也是強烈反對:交流特高壓技術在國外已經證明是落后技術,既不經濟,又很危險。有專家還把特高壓稱作“克隆霸王龍”計劃:為了增加肉類供應,把現有的牛羊豬禽全拿出來喂霸王龍,得不償失[10]。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種涉及多部門決策的大型工程向來就不單單是技術和成本的問題。果不其然,研討會第一天,就險些搞出一個“路線問題”。
當時的爭議點在于國網選擇的試驗線路:2002年國務院的“5號文”中,為電力體制市場化改革規劃了一條“廠網分離、主輔分離、輸配分離、競價上網”的四步走計劃。然而在國網的規劃中,特高壓線路從晉東南到荊門,剛好橫跨華北和華中電網。
當時就有專家犯嘀咕,兩個獨立的區域電網被連了起來,會不會違背電改“5號文”精神,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剛剛一分為五的國網帝國,有了“復辟”的私念[3]。
雙方焦灼的時刻,突然冒出了一個神隊友:來自山西政府的代表。因為賣電利潤比賣煤更高,山西在會上主動積極表態:我們地方歡迎建設特高壓電網,我們不想賣煤,想賣電[1]。
三天后,研討會靜悄悄的閉幕,國網的方案驚險通過,決議由國家出面組織研究特高壓技術,同意上馬特高壓示范工程。即便如此,仍有6名專家坐反對席中不肯離開。也正是這些堅持反對的老專家們,特高壓的論證會才會再二再三的召開,不過這都是后話了。
2006年8月20日特高壓南陽開關站奠基儀式
2006年8月,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了晉東南-荊門的試驗示范工程,給這場持續兩年的交鋒畫下了休止符。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在等著,要看看第一條線路究竟成色幾何。
于是,一個影響中國2億人的世紀工程開動了。
二、核心攻堅與23名專家聯名炮轟
工程獲批算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早在北戴河研討會前,國網就面臨一個難題:電力技術基礎向來薄弱,落后西方不是一點點。如今搞特高壓,是請外企用洋人的成熟技術,還是趁這個機會實現國產化,把肥肉留給自己人吃。然而,國網此前技術摸底的結果是:國產設備跟國外比技術差距太大。
這件事,拍板的人得對結果負責,所以誰都不敢輕易下結論。當年三峽工程就以市場換技術,花高價向ABB買設備,讓國內企業一起參與技術攻關。結果ABB只同意國內組裝,核心技術一個不給[4]。
項目上馬前,國網專家專門去美國特高壓試驗基地考察了一番,進門時經歷了搜身檢查的“超常待遇”,美國方面不準記錄、不準拍照,不給任何的數據,一位試圖使用相機的中國專家,鏡頭蓋還沒拿下來,就被美國同行大聲呵斥制止[1]。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洋拐棍兒”幫助了孱弱的中國工業學會走路,可如果賴上了這條拐棍,很容易被養成殘廢。
(從左至右)蘇聯、日本、意大利特高壓試驗場
研討會結束后,國產化成了硬指標。會議文件里有很重要的一條:特高壓核心裝備必須實現國產化。政策的壓力、趕超的野心混合進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后的基建狂潮中,也磨平了各方面的利益糾纏。
特高壓交流試驗示范工程主設備合同簽字儀式
當時,國網副主任丁揚為了讓國產供應商放心,一度放下狠話:“你們的設備有事,我們就請專家、院士排查,還把東芝、魏德曼、VEI、VIT的專家請來一起來討論,世界上有這樣的采購方嗎[1]?”
盡管如此,工程的攻關難度,常人依然無法想象。只有三四年的時間,服務超過2億人的新電網,要求是世界一流的技術,而是一上來必須成功,沒有試錯的機會。但又不能太先進,否則太理想化,制造水平不達標做不出來也不行。
這個分寸的把握,無論是對運營商國家電網,還是對大大小小的設備商來說,都是一道難題。
國家電網方面,必須起到“帶兵打仗”的統領作用,在外抗壓力,對內定目標,給設備商提出清晰的訂單要求。設備商方面,必須是一批精兵,交付合格產品不拖后腿,否則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006年12月,首條交流特高壓工程主設備研制的攻堅戰正式開始。
特變電工沈變研制的1000千伏交流變壓器正在試驗中
設備攻堅,變壓器是關鍵。給特高壓造變壓器的任務落在了特變電工沈變和天威保變兩個企業身上。國網專門安排兩家公司,自然是求個雙保險。沒想到怕什么來什么,2008年特高壓工程突擊的最后關頭,兩家公司的變壓器雙雙出了事故,一個在第72秒,一個在第29秒,全部試驗失敗。
失敗現場,一位年逾50歲的男性總工程師受不了打擊,頓時淚流滿面,跌坐地上號啕大哭。大家辛辛苦苦努力了三四年,就這么幾秒內全作廢了。國網副總原本帶著一份提前寫好的成功賀信準備宣讀,頓時也僵在原地[1]。
那種不顧尊嚴,撕心裂肺的哭聲,正是這些核心產業自主化過程中,探索者背負的心靈重荷的真實寫照[1]。國家工程,意味著整個民族都在看著你,民族罪人誰也擔不起。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企業家寧愿背負平庸的罵名也不向前走。
變壓器實驗失敗的第一時間,電力專家團隊進駐廠房。有一天深夜11點鐘,一位80多歲正在生病輸液的老專家,堅持要拔下針頭趕到現場。這批老人經歷過國家的起起伏伏,自然也更明白這次趕超機會的來之不易。
數不清的各方壓力之下,2009年1月,起自長治,途徑南陽,終至荊門的中國首條特高壓交流線路正式投運。對于特高壓工程的建設者來說,這是世紀工程的一次里程碑式勝利,但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紛爭。
首條特高壓工程運行后,最大輸送功率283萬千瓦,離預訂的500萬千瓦相去甚遠。清華大學電機系退休教授王仲鴻拍案而起,稱線路根本無法穩定運行。電力專家曾德文隨后補刀,直言國產設備出于安全考慮,根本沒有掛到網上去實際運行[13]。
壓力一下來到國網身上,他們在回應中稱:這只是發改委批的一期工程,主要作用是測試設備,二期馬上就來。隨后,2010年8月,國網召開了特高壓表彰大會,宣布核心技術國產化率達到90%。
當時,國網盤算的是更大的一張電網,足以將華北、華中、華東電網用特高壓交流線路連接起來,形成“三華聯網”的世紀工程。但這樣的計劃在眾多電力專家眼中,無異于將中國電網安全置于隨時噴發的火山口。計劃公布,更大范圍的反對聲浪接踵而至。
2010年底,王仲鴻、蒙定中等23位老專家聯名撰寫了一個報告送到了北京,直陳特高壓的眾多積弊:投資巨大卻收效甚微、“三華聯網”風險巨大隱患頗多、電網規模膨脹加劇國網壟斷、交流特高壓審批程序上有瑕疵。
這份報告被總理批示后,輾轉至國家電網公司。恰逢農歷新年,國網公司給每一位老人都送來了一份“春節問候信”,信中對專家的聯名上書只字未提,而是堅持稱,“特高壓交流試驗示范工程全面成功[4]”。
按照國網的規劃,特高壓應該進入加速軌道,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北京傳來了新的反對聲。2012年10月,已退休多年的朱镕基發了火:“難道這樣重大的項目,也可以一手遮天,先斬后奏嗎[5]?”
三、爭議僵局,一波三折的“皖電東送”
朱镕基發聲后,國網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原來此前,又有多名電力專家上書,直指特高壓的三條線路都存在未經評審程序的問題。很快,國務院傳了個“下不為例”的批示下來。正在建設中的華東電網“北半環”,成了第一個要走評審流程的項目。
華東電網覆蓋了江浙滬包郵區這個經濟心臟,也是國網計劃中的戰略核心。整個華東六省一市,以不到10%的面積,養活了1/3的人口,貢獻了接近40%的全國GDP。負責給這個項目做評審的,是曾經給南水北調、西氣東輸把過脈的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
國網原本預計,項目評審最多也就一個月,沒想到評估申請交上去,一等就是一年。2013年的10月25日,“北半環”最后一輪評審總算落地北京開元名都大酒店進行,頓時交鋒再起。
反對的專家們還是集中在兩點:不經濟,不安全。兩邊意見僵在那里,只能按計劃進行投票,結果一出來——14:5,同意的占多數。可反對的老專家們也有話說:“19個人投票,14位在職,里面有8個國網系統的。這票怎么投都是一個結果[6]。”
已經砸下去700億投資的華東環網,就這么半懸在空中。
前方漫無天日的科學論證,急死了后方用電大省。江蘇代表拿著全省當年700多萬千瓦的用電缺口,在研討會上大發雷霆:“如果不能建,江蘇省以后的電力需求該怎么滿足?[6]”相比之下,安徽省代表在兩會上的建言就很有政治智慧——用“北半環”特高壓,給上海多送點電[1]。
人間群魔亂舞,沒想到最后解決問題的卻是“天降神兵”。
特高壓激辯正酣時候,中國經歷了52年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適時出臺,其中長三角關停火電廠,增加區外送電是重點。“治霾通道”的黃馬褂一批,特高壓面臨的壓力立馬少了許多。
2014年5月,爭議良久的“北半環”獲發改委核準,即將批準建設的還另有11條輸電通道,作為防治大氣污染防的重要舉措,中國迎來了特高壓工程史上的建設最高峰。
特高壓華東環網示意圖
除了爭議,中國電力人還聽到了一個振奮的消息:電氣裝備即將實現100%國產化,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制造”。這場無聲的電力裝備革命,在廟堂之上,也在江湖之中。項目獲批前一年,“特高壓工程技術”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數十年追趕的辛酸淚,總算沒有白流。
然而,圍繞特高壓的爭議的迷霧,還遠遠沒有消散。
四、爭議中前行
2016年5月,即將年滿64周歲的劉振亞退居二線。這位特高壓“功臣”告別長安街86號的時候,已經有7條特高壓交直流線路橫亙中華大地,11條特高壓工程開工或等待投運。
臨別前,劉振亞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鐵路可以有四縱四橫,現在正在搞八縱八橫,國家鼓勵投資;但電網批項目就這么難,這個思想問題應該得到解決[7]。”
2018年,青海海南州漫天大雪,接掌國網帥印的河北人舒印彪身披綠色軍大衣,親手按下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開工按鈕。這條工程背后,是能源局計劃核準12條特高壓的宏偉規劃。然而慶典僅過八天,一紙調令傳來,國網再度換帥。
當時,規劃宏大的特高壓,工程建設卻開始放緩。另一邊,針對特高壓一直未消散的反對聲音,又再度響起。
能源局提出12條特高壓線路規劃前,曾就這個問題咨詢了中國工程院,緊接著,工程院送去一份“咨詢意見”,結論是一如既往的簡單明確:不建議建設特高壓電網[11]。
但這一次,力挺特高壓的聲音來自北京。
特高壓能拿到高層的支持,還是要感謝時代。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在基建投資上發力成了“穩增長”的重要選擇,支撐經濟的重任再度落在特高壓的肩上來。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將特高壓列入“新基建”,自此進入新的發展增長期。
特高壓建設重新加速,技術領域的創新同步推進。這個時期,設備商相繼取得了多項世界第一,并開始走出過國門參與世界競爭,中國成為了世界上全面掌握特高壓輸電技術的唯一一個國家,中國特高壓標準,已經被確定為國際標準向全世界推廣[12]。
之后,特高壓成為繼高鐵、核電站之后的第三張“出海名片”。
特高壓800kV換流閥廳
2020開年,一場“全民戰疫”的遭遇戰打的異常艱難,在振興經濟、恢復生產的呼聲下特高壓作為“新基建”的領頭羊再度出山,規劃的多條線路正好經過疫情最重的湖北,這里曾時中國特高壓的搖籃。時代兜兜轉轉,又回到起點。
五、中國制造的“雙峰”樣本
特高壓建設的背后,隱藏了一個西方國家無法理解的“雙峰”模式。
歷時4年,動用近千名科學家及工程技術人員,近5萬人投入施工建設,上萬次會議,要求之高,任務量之大,整個特高壓工程在中國科技史上都是前所未有[1]。這場制造業大賽中,有兩個關鍵的角色方:“搞運營”的國家電網,和一堆“做產品”的設備商。
在鐵路、電網、通信、核電、水力、航空等制造業領域,通常存在著兩類角色:第一類叫做“運營商”,比如鐵路行業的鐵道部,電網的國家電網,通信的中國移動,航空的國航南航東航等;第二類叫做“設備商”,比如鐵路行業的南北車、電網里的特變許繼、通信里的華為中興。
而這些領域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成功模式:以通信為代表的“單峰模式”,和鐵路、電網為代表的“雙峰模式”。
單峰模式,指的是設備商自行“突出重圍”,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在沒有運營商的“顯著”扶持下,設備商作為“單峰”率先崛起,反過來用產品和服務打動運營商。比如華為的GSM產品,是先出海獲得國外運營商的認可,再回國進入中國移動的核心供應商名單里。
雙峰模式,則是設備商與運營商緊密配合,協作攻堅的路徑。運營商要敢于扛下爭議,推動產業向前走,幫助設備商完成技術攻堅。否則設備商沒有收入,無法迭代產品和投入研發。高鐵時代對外資設備商的“二桃殺三士”和對南北車的扶持,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背后的產業原因也很清晰:在事關民生大計的重大工程中,設備商主導的研發必須與運營商主導的重大工程相結合[1]。在高鐵與特高壓等國家級項目建設中,都是運營商提供項目與投資,設備商負責技術攻堅,抗住外部如山的壓力,最終實現市場與技術的雙贏。
單峰模式的關鍵,是企業長遠的戰略規劃與持續不斷的研發投入。華為輪值CEO徐直軍在一次采訪中說,當華為以10年為期規劃戰略時,它的對手開始用“財年”和“財季”指導業務。“如果思科不上市,愛立信不上市,一門心思盯著客戶,華為怎么會是它們的對手?”
而雙峰模式的核心,則是主導全局的運營商能夠頂住壓力,排除各方反對的雜音,化解各方利益的博弈,為設備商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與投資回報。用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句話概括,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需要強有力的人物,對上擺得平,對下也擺得平。
電力人員檢修特高壓線路
同樣的,無論特高壓有多少的不足與缺陷,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伴隨特高壓的建設步伐,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供電危機、斷電事故。在這背后,是力排眾議謀畫頂層設計的老專家,是十年如一日棲身實驗室的研發人員,是無數崇山峻嶺中默默無聞的工程師。
無數聽指揮、能打仗、具備忍耐和奉獻精神的普通人,疊加上獨一無二甚至時有爭議的決策模式,就是“雙峰模式”能夠成功的關鍵。而這種組合又何嘗僅限于產業?它們廣泛存在于我們生活中的幾乎每個領域,層層疊加,才組成了所謂“中國模式”的全部。
讀懂它容易,模仿它極難。獨一無二的“中國模式”,才是真正的其他國家無法復制的模式。
參考資料:
[1]. 《走進特高壓》,古清生、黃傳會 2010
[2]. 《我們反對中國工程院將劉振亞列為2017年工程管理學部院士候選人》,公開信2017年
[3]. 《特高壓決策始末》,南方周末 2006年
[4]. 《激辯特高壓》,時代周報 2011年3月
[5]. 《反對國家電網公司推廣交流特高壓輸電技術》,公開信2014年
[6]. 《特高壓僵局》,《能源》2014.01
[7]. 《國家電網公司原董事長為何說明年特高壓幾乎無工程可干》,觀察者網 2017年
[8]. 《特高壓規劃超預期,供應鏈迎來拐點》,中泰證券 2020年3月
[9]. 《歷史抉擇-我國發展特高壓電網紀實》,人民網 2007年1月
[10]. 《楊名舟和他的九次上書》,作家出版社 2010年
[11]. 《我國未來電網格局研究咨詢報告》,中國工程院 2018年
[12]. 《特高壓帶動裝備“飛”起來》,國家電網 2015年6月
[13]. 《23名專家激辯特高壓項目 投3000多億元值不值?》,第一財經 2011年
[14]. 《致敬!國家工程師》,瞭望東方周刊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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